考古学视角下三韩时期的东南亚文化交换国际学
分类:文物考古

    

自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 至1945年日本无条证件投降, 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内, 日本不断蚕食直至大规模侵略中国的领土。 在此期间, 日本在所占领的中国土地上擅自进行了数十次考古调查和发掘, 其中以 “东亚考古学会” 的活动为最, 并出版了十余本考古报告。然而, 这些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考古活动本身便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的践踏, 且从最开始便不是纯粹的学术活动, 而是随着日本侵华的脚步逐渐拓展, 并得到日本在华侵略势力的支持。 因此, 这些本来是学术著作的考古报告,便成为中国遭受中国遭受日本侵略和殖民的见证。
日文考古报告中的中国地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由于时局的动荡,加之考古学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在中国的领土上所做的考古工作整体上并不算多,这一时期所出版的为人们所熟知的考古报告更是屈指可数。然而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地区,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考古调查和发掘活动却相对比较活跃。和这些考古活动相对应的,是在近二十年中十余本开本巨大、装帧精美的考古报告的陆续出版。然而,这些本应由中国学者主导的考古工作却是由日本学者独自完成的,且大部分属于一个叫做“东亚考古学会”的组织。相应的,那些考古报告均是由日文撰写而成,且看看以下这些书名:
东亚考古学会东方考古学丛刊 甲种(共六册)
貔子窝——南满洲碧流河畔の先史时代遗迹  甲种第一册 1929年
牧羊城——南满洲老铁山麓汉及汉以前遗迹  甲种第二册 1931年
南山裡——南满洲老铁山麓の汉代砖墓  甲种第三册 1933年
营城子——前牧城驿附近の汉代壁画砖墓  甲种第四册 1934年
东京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の发掘调查  甲种第五册 1939年
赤峰红山后——满洲国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  甲种第六册 1938年
东亚考古学会东方考古学丛刊  乙种(共七册)
内蒙古·长城地带  乙种第一册 1935年
生物·人类の调查  乙种第四册 1943年
万安北沙城——蒙疆万安县北沙城及び怀安汉墓  乙种上都——蒙古ドロンノールに於ける元代都址の調査  乙种第二册 1941年
羊头洼——关东州旅顺鸠湾内における先史遗迹  乙种第三册 1943年
蒙古高原(前篇)锡林郭勒·乌兰察布に於ける地质·古第五册
1946年对马——玄海における绝鸟对马の考古学调查  乙种第六册 1953年邯郸——战国时代赵都城の发掘  乙种第七册  1954年    除了这甲、乙两种外,该会在1990年还出版了一个单行本:
阳高古城堡——中国山西省阳高县古城堡汉墓 东方考古学丛刊单行本 1990年
www.4066.com,从以上书目可以看到,“南满洲”“热河省”“万安县”“邯郸”,不论这些地名现在是否还在使用,都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地名。从1929年到1954年,“东亚考古学会”陆续以甲种和乙种两类正式出版了13部发掘和调查报告。研究范围从史前到战国、秦汉直至宋元,所发掘的遗址类型有史前居址、贝丘、砖室墓、城址。更引人注目的是,除了乙种第六册外,其余无一例外,都是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上,地域涵盖中国东北、内蒙古、华北,主要集中在辽东半岛和长城以北地区。

为了从考古学上探究三韩时代(大致是中国的秦汉时期、日本的弥生时代)的东亚文化交流,“考古学视角下三韩时代的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17年9月22日在韩国釜山博物馆举行。这次会议,是由韩国釜山博物馆和日本长崎县埋藏文化财中心联合举办的,当地文物考古人员、高等院校师生和市民计100余人参加了会议。www.4066.com 1中韩日专家集体讨论 会上,中日韩三国的4名学者先后作学术报告,分别从陶器、铁器和铜镜等方面就当时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进行了探讨。学术报告之后,4名学术报告人和其他6名韩国考古学者就相关问题共同进行了公开集体讨论。www.4066.com 2白云翔做学术报告www.4066.com 3金沙澳门官网,庆州瑞凤冢考古工地参观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应邀出席会议,作题为《铁器与古代东亚的文化交流》的学术报告并参加了集体讨论。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对于进一步深化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应日本山口大学的邀请,汉唐研究室何岁利于2011年1月7日至1月13日赴日本山口大学参加“比较视野下日本与东亚诸国都城制以及与都城相关的综合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并进行学术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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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山口大学第三期东亚比较都城科研项目(2010~2013)的第一次共同研究会议。会议由日本山口大学人文学部主办,于2011年1月8日至1月10日在山口大学人文学部管理栋4楼大会议室举行。中国学者何岁利、刘春迎、韩国学者朴淳发、李相俊、日本学者妹尾达彦、桥本义则、田中俊明、新宫学、久保田和男等9位学者作了学术报告,与会学者分别从考古学、历史学角度对7世纪以后东亚地区历史时期的都城考古与研究进行了充分研讨。何岁利作了题为“唐长安大明宫发掘成果与课题”的学术报告。受到与会学者的特别关注。山口大学人文学部桥本义则主持会议并组织讨论。京都、大阪、仙台、福冈等地区的相关学者数十人旁听并参加讨论。会后,何岁利等学者应邀与部分日本学者赴山口市、福冈市、太宰府市等地进行了学术考察,参观了山口历史博物馆、国立九洲博物馆、太宰府、观音寺、上野城、水城、基肆城等遗迹以及水城、基肆城等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并与相关学者进行了广泛深入交流。考察期间,何岁利重点了解了与中国唐代文化交流相关的城址遗迹的考古与研究状况,对日本南部地区7世纪以后中、日、韩相互历史文化交流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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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考古学会
关于“东亚考古学会”这个战前日本在华进行考古活动的组织,中文文献中记载甚少,笔者目前所看到的只有中山大学教授桑兵在2000年《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东方考古学协会述论》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和研究。
根据桑兵教授的论述,在二十世纪20年代初,中日双方在考古学上就有了比较多的交流,日本学界希望在中国进行发掘的愿望日趋强烈。在此基础上,日本考古界于1927年成立了“东亚考古学会”。按照桑兵教授的话讲:“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则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与中国的相应机构结盟而成立”,在成立伊始便力图寻求和中国有关学术机构的合作发掘。
然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日本并不放过每个对中国进行渗透的机会,因此东亚考古学会成立的目的并不单纯。根据桑兵教授的论述,在该会成立以前,时任北洋政府军事顾问,实则从事间谍工作的日本高级军官坂西利八郎中将和其助手,后来成为甲级战犯的土肥原贤二便介入中日考古学交流之中。而“在东亚考古学会的筹备及此后的活动中,朝鲜总督府和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起着重要的作用,满铁和关东厅也积极介入。”学会的干事岛村孝三郎之前就在满铁任职,并在此后的若干年中组织和参与了在中国的数次非法发掘活动。
东亚考古学会在成立之初,虽然打着和中国合作,双方成立“东方考古学协会”进行联合发掘的旗号,但在学会成立当年便擅自在今辽东半岛普兰店市的貔子窝遗址进行发掘,又于次年发掘了大连市旅顺口区的牧羊城遗址,并且在随后出版的考古报告中也只称此为东亚考古学会的丛刊。如此种种行径,很快便受到中国相关学者的强烈质疑,如“东方考古学协会”的中方学者朱希祖于1929年便辞职以示抗议,并指出“本会自成立以来,进行重大事务,如发掘貔子窝牧羊城古物事件,均未经本会公开讨论,正式通过,致有种种遗憾。委员仅属空名,协会等于虚设……”(桑兵)。加之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并制造了“济南惨案”,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双方不久便分道扬镳。
从“关东州”到“满洲国”
回顾一下这些考古报告的书名,“南满洲”“关东州”“满洲国”等名词已经作古。但这些名称,是日本侵略中国不断加深的明证。
结合笔者能够看到的部分报告中的记载,还可以按时间早晚大致罗列出东亚考古学会在中国进行的主要发掘和调查的顺序与地点(附以现今的地区所在):
昭和2年(1927)  关东州貔子窝石器时代遗迹の发掘  (今辽宁省普兰店市)
昭和3年(1928)   关东州牧羊城汉代遗迹の发掘  (今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
昭和4年(1929)  关东州老铁山麓官屯子(南山裡)に於ける汉代遗迹の发掘 (今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
昭和6年(1931)  察哈尔蒙古の探检 (今河北省北部和临近内蒙古部分地区)
昭和6年(1931)  前牧城驿附近(营城子)の汉代壁画砖墓の发掘 (今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
昭和8年(1933)  旅顺羊头湾贝塚遗址の发掘  (今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
昭和8年(1933)  吉林省宁安县东京城における渤海国都城の发掘  (今黑龙江省宁安市)
昭和10年(1935)  满洲国热河省赤峰县东郊红山における金石并用时代遗迹の发掘  (今内蒙古赤峰市)
昭和12年(1937)  元の上都の调查 (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昭和14年(1939)  绥远省大同府平城址の调查 (今山西省大同市)
昭和15年(1940)  河北省邯郸赵王城の调查 (今河北省邯郸市)
从以上所列可以看出,东亚考古学会从成立伊始,便开展了密集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活动,几乎年年都有,而相关的考古报告也在发掘和调查结束后几年内便出版发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1927~1933年中,东亚考古学会的主要活动基本集中在现今的辽东半岛南部,也就是所谓的“关东州”,而从1933年后,则急剧扩大到“满洲国”和华北地区。
1899年8月16日。沙俄与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租借旅大3200平方公里为租借地,由于当时山海关以东的地区称作关东,因此将旅大租借地称为“关东州”。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将关东州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大连地区变为日本殖民地,日本在关东州租借地设立关东都督府进行殖民统治,整个“南满洲”也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不仅如此,日本还获得了从长春到沈阳间的南满铁路及两侧地带的治外法权,并迅即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进行管理。为控制这一新占领地区,日本还成立了“满铁守备队”,即后来的“关东军”,成为日后“满洲国”建国的工具。殖民政府、企业和军队,日本在辽东半岛迅速建立起完备的殖民体系。到1927年东亚考古学会对貔子窝进行发掘,日本已在关东州经营了二十多年,早已将其视为己地,在此发掘自然肆无忌惮。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在日本扶植下伪“满洲国”的成立,日本侵华急剧升级,由原先控制“关东州”进而直接控制了中国东北三省、内蒙古东部和河北北部,并对华北虎视眈眈。东亚考古学会的考古活动范围也从偏于辽东半岛一隅直接扩大到广大的中国东北和长城以北地区。直到“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占领华北,其活动范围亦南下至华北和中原地区。可以说,东亚考古学会在中国的活动,是紧跟日本侵华的节奏而亦步亦趋的。
其实日本考古学者在中国的活动远早于东亚考古学会。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    星灿研究员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一书所述,早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便受命进入中国辽东半岛进行调查,旋即将范围扩大到台湾和内蒙古草原地区,并在日后发掘了辽庆陵。“日本考古学之父”滨田耕作对辽东地区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至于其他日本学者,如白鸟库吉调查金上京遗址、八木庄三郎调查旅顺等更是不一而足。在此时期还有如伊东正太、关野贞等深入中国腹地,对古建筑和帝陵等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并发表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只不过此时的调查多为单枪匹马,并不太引人注意罢了。但可以说,东亚考古学会成立后如此密集的考古发掘,和之前数十年的详细调查不无关系。至于学会成立后在东北和内蒙各地的调查,更是不胜枚举。
被侵略裹挟的学术
这些考古报告虽然是学术出版物,但仍不可避免地带有日本在中国侵略、殖民的烙印。例如《羊头洼》等旅顺地区沿海遗址报告的图版中,但凡有遗址外景的照片,均在图版旁注明“旅顺要塞司令部许可济” ,即照片需要得到日本占领军的批准才能公开。《东京城》的序言中,沮丧地描述了日本学者一行在去往东京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途中遇到的危险,幸遇日军镇压抵抗组织的“讨伐队”才得以安全到达,在调查和发掘期间还需要当地日本武装的护卫。笔者偶然购得一本日文《东亚考古学会と近代日本の东アジア史研究》(东亚考古学会与日本的东亚史研究),内容主要是当代日本学者对当年东亚考古学会在东京城发掘的研究,书中所见当年参与发掘的学者与日本军人的合影非常刺眼。据文中引用驹井和爱所撰日志记载,当时“满洲”地界“匪贼”猖獗, “抗日”活动剧烈。
从学术角度讲,东亚考古学会在中国的发掘,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尤其是史前遗迹的研究已经侧重多学科的运用,动物骨骼种属分类详细,更不用说准确详尽的测量和绘图了。一些发掘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如对赤峰红山后遗址的发掘和史前文化的发现,是日后用红山命名的“红山文化”的第一次重要发现(陈星灿)。然而,日本完全无视中国主权,在占领区任意发掘,将出土文物肆意运回日本。在此期间,巨量的中国文物以各种渠道流入日本,成为梅原末治等学者研究中国古物的主要资料。所有这些,给中国的古代文化遗存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不仅在中国,日本在殖民朝鲜半岛期间也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活动,如乐浪郡汉代墓葬的发掘等,出版了同样精美的《乐浪王光墓》《乐浪彩箧冢》等考古报告。中国和朝鲜两个被日本侵略殖民的国家,同样不可避免地丧失了文化主权。
东亚考古学会的这两套考古报告,目前在国内已经很难寻觅了。据笔者所知,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两家单位加在一起都无法凑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资料室里据说还基本完整。即便在日本,这些大部分出版于日本二战投降之前的书籍由于印量较少(如甲种的《东京城》和《赤峰红山后》当初各只印了500册,且只有 300 册用于发售),开本巨大(甲种八开,乙种十六开) 且装帧精美,也成为难寻的“善本” ,在古旧书店或拍卖会上售以高价。只有 1981 年日本雄山阁曾将甲种一套六册原大小再版。
这些长期在中国从事研究的日本学者, 如鸟居龙藏、 滨田耕作、 原田淑人、 驹井和爱、 水野清一、梅原末治等, 皆是享誉日本乃至世界的著名学者,鸟居龙藏和滨田耕作还是日本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创建者。 作为考古学巨擘, 他们未必都是日本侵华的拥护者。 据说鸟居龙藏非常反战, 在担任燕京大学教授期间对中国表示同情并遭到日本当局迫害。 但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或愿意, 这些考古发掘和调查, 本身就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的践踏。在中国遭受日本侵略和殖民的历史背景下, 本应单纯的学术活动被裹挟进来, 不得不说是历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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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此次学术交流与访问,加强了与中、日、韩等国学者的联系,了解了日本南部地区相关的考古学研究状况与新动态,充分认识到历史时期日本南部在中、日、韩文化交流特别是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枢纽作用,对7世纪以后中日文化交流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对唐长安城的考古学研究以及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交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与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来源: 《中国文物报》    作者: 贾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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